第六章 初涉政坛（1/4）

一七三三年，我开始学习外语，很快就掌握了法语，能轻松地阅读法文书籍，接着又学习了意大利语。当时我有个朋友也在学习意大利语，并常邀我陪他下棋。后来，我发现这个活动占用了我太多的学习时间，便拒绝再陪他下棋，除非他答应我的条件：

每盘棋的胜者要为败者布置作业，可以是背诵语法知识，也可以是翻译；战败的一方要以名誉担保，到下次见面时一定完成作业。

我们的棋艺相当，每次下完棋几乎都各有作业做，这样一来，意大利语很快就被我掌握了。后来，我又下了一番苦功学习西班牙语，直到能阅读书籍。

我之前说过，自己曾在拉丁语学校接受过一年的教育。不过那时还太小，很快就将学会的拉丁语抛之脑后，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我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之后，再翻阅《新旧约全书》时惊奇地发现，我竟然还记得拉丁语的不少内容，至少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这让我重新激起了学习拉丁语的信心。在之前几种语言的辅助下，我很快就掌握了拉丁语。

从我学习语言的过程看，我想到我们现在教授外语的方法实在不太合理。在学习外语时，老师总是要求我们先学习拉丁语，说学好拉丁语后，其他现代语言就容易掌握得多了，因为其他语言都是从拉丁语衍生出来的。要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了学好拉丁语，为何不先学习希腊语呢？道理是这样的，就拿爬楼梯来说吧，如果你不用顺着阶梯爬就能达到顶层的话，那么下来时必然容易许多。但是，如果你能从较低一层的台阶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你便很容易达到最高层。因此，我要向负责青年教育的人士建议，有许多人学了好几年拉丁语也毫无长进，于是就像我一样丢弃它了，这样一来，他们所学的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光阴。所以，不如先从法语开始学起，再学习意大利语，然后慢慢地再去学拉丁语。这样，在花费同样时间的前提下，即使最后没能掌握拉丁语，也已经掌握了一两门外语，而且都是现代十分实用的语言，对日常生活亦是大有裨益的。

在离开波士顿十年后，我的境况日渐好转，便回去了一趟，探望那里的许多亲戚，在以前，我是没有条件旅行的。回家的途中，我到新港去看望了在那里定居并开了印刷店的哥哥，这次见面我们俩尽释前嫌。他热情真诚地招待了我，只是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他总觉得死期将至，希望我在他去世后，照顾他十岁的儿子，将其抚养成人，让儿子开印刷店。我照他的话做了，在侄子自己开业之前，先送到学校学习了几年，这期间由侄子的母亲经营印刷店，直到侄子长大成人。我哥哥的那套铅字已经破损，我便送了一套新的给侄子。我那么早便离哥哥而去，没有尽到徒弟的义务，这套铅字就算是小小的补偿吧！

一七三六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他只有四岁。他十分漂亮可爱，是天花要了他的命。我对此悲痛不已，至今活在懊悔与痛苦之中，都怪我没有及时给他接种牛痘，这太令人伤怀了。我提起这件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警醒那些不给孩子接种牛痘的父母，他们总以为自己的孩子会因为接种牛痘而死，那么他们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但事实证明，不接种牛痘，也会像我一样活在悔恨之中。因此，这两种情况比较起来，还是要选择安全性大的。

我们“君托社”是个十分有益的组织，成员们对此十分满意，因此还会热心地介绍自己的亲朋好友入会，不过我们社团有规定，团队成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十二人。当初成立社团时，我们就发誓要对外保密，这一点大家都信守不渝。其实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不适宜的人申请入社，因为在这些人中，很可能有的是我们根本无法拒绝的。我就是坚决反对扩招成员的人之一，不过凡事都没有绝对，我想出了一个替代方法，即提出一个书面建议，每个成员可以单独发展一个分会，可以跟“君托社”采用相同的讨论规则，但不能向他的成员泄露与“君托社”的联系。我在建议中指出这个办法的优点，通过发挥我们社团的作用，可以让更多的青年得到提高，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接触和了解各阶层民会的意见，因为“君托社”的成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提出任何讨论题目，这些题目经过分会的讨论后上报到总社。有了这些反馈意见，我们便可以增加事业上的利益，扩大我们在公共事务上的影响。我们还可以把社团的主张和看法散播到分社中去，这样可以增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能力。

我的建议被采纳了，于是每个成员都各自组织分会去了，但大多数都没有成功，只有五六个分会组织起来了，有的叫“青藤社”，有的叫“联合社”，有的叫“团结社”，等等。这些社团的成立不但对他们自身有益，而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趣的信息和教益。另外，在某些对公众有影响的问题上，他们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作答，这十分符合我们的既定目的。关于这点，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举例说明。

一七三六年，我第一次得到提拔，被选为州议会的秘书，这是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一致通过的。然而到了第二年，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当我再次获得提名时（秘书的任期同议员一样，都为一年），一位新任议员发表了长篇大论来反对我的提名，以便让其他候选人当选，但我还是成功当选了。这份工作十分适合我，除了让我拿到秘书职位的薪酬之外，还让我有机会同各位议员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则从中争取到印刷选票、法律文本、纸币和其他零碎的公家业务，这让我获利不少。

我当然不希望这位新任议员反对我，他的家底殷实，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是个绅士，他的才能使他在一定时间内很可能对议会产生不小的作用，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但我并不想摇尾乞怜博得他的好感，一段时间后，我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罕见的珍藏本，便写了一张便条给他，其中尽表我想看到这本书的热切之情，请求他借我看上几日。没想到，他立即就把书送来了，大约一周后我把书还给了他，其中另附了一张便条，热情而诚挚地表达了我的谢意。等我们下次在议会相见时，他第一次十分客气地对我说，今后随时愿为我服务。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他去世。这又一次印证了那句古老格言的正确性：“为你做过一次好事的人，以后会比受过你恩惠的人更乐意帮助你。”同时也证明，对敌人与其怨恨、报复、针锋相对，不如谨慎地握手言和。

一七三七年，施波茨伍德上校（前任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任邮政部长，撤销了其代理人的职务，并指明要我接任，原因是他的前任代理人玩忽职守、账目不清，他对此十分不满。我欣然接受了这一职务，因为它对我有百利而无一害。虽然这个职务薪水比较低，但同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十分有利于报纸的传播。这样一来，报纸的发行量果然增加了，而且还增添了许多广告，使我获得了不小的收益。跟我竞争的老对手的报纸则渐渐走向了衰落。过去他当邮政局长时，曾一度禁止传送我的报纸，但现在我不打算对此实施报复，因为我对现状已经很满足了。而他由于不懂账目栽了大跟头。我提这件事旨在告诫那些被人雇用的年轻人，应该学会清楚准确地记账，不时地向老板汇报，并上缴款项。这么做能让你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有效地扩大你的业务。

现在，我开始逐渐投身于公共事务中。当然，最开始还是要从小事着手，于是我想到了整顿城市值夜制度。值夜是由各区的警官轮流负责的，同时，警官会要求一些户主陪同巡夜，不愿意巡夜的户主可以每年交付六先令的处罚金而免除此项义务。这些缴来的钱用来雇人值夜，但会有大大的剩余，于是警官的职务便成了肥缺。警官们经常花一点儿酒钱，就可以招揽一大帮无赖跟着他们去巡夜，这样一来，体面的户主就更不愿意同这些人混在一起了。因此，巡夜的工作越来越被忽视，费城许多个夜晚都是在猜拳喝酒中度过的。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君托社”中宣读，披露和谴责了这项工作的混乱无序，还特别强调了警官以每年六先令的价格征税是极其不公正的。因为他们不加区别地予以征税，财产不过五十镑的穷寡妇同那些仓库中贮藏着上千镑货物的富商所付的金额一样多。

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建议，即雇用适当的人长期负责巡夜工作。征收这项工作的税金要根据户主的财产多少来定，这样才能更加公平合理。这个建议得到了“君托社”各位成员的赞成，然后又在分会进行讨论，以便听取各个分社的意见。这个方案没有得到立即执行，却为今后的改革做足了思想准备，也为数年后制定这方面的法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时我们各个分社的成员已经具备了很大的影响力。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先在俱乐部宣读，之后发表），谈论了由于各种事故和意外而造成的火灾，以及如何谨慎防火和灭火的办法。这是一篇被公众认为很有价值的文章，它直接导致了一项计划的产生，那就是成立消防队，一旦发现险情，消防队便组织起来帮忙，转移并保护财产。这个计划很快就得到了落实，自愿参加的多达三十人。我们还制定了规章条款，要求每个成员严格遵守秩序，随时准备好灭火用具，比如皮水桶、结实的口袋和筐，以便随时赶往火灾现场。大家还同意每个月用一个晚上举行一次集会，讨论和交流关于火灾方面的体会，这对我们今后的防火救火工作十分有价值。

联合消防队的价值很快就体现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进来，人数比我们一开始设想的多得多。如此多的人不再适合待在一个队伍里，于是我们就另外组建了一支队伍。就这样，救火的队伍像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地成立起来，几乎绝大多数有产业的居民都参与了进来。我在讲述这些情况的时候，距离我组织“联合消防队”已经长达五十年之久了。这支队伍如今仍然存在并不断壮大，虽然除了我和另外一个比我大一岁的人之外，第一批成员均已去世。如果成员因事而无法出席每个月的集会，便会被处以小小的罚款，这些钱全部用来购买灭火器、云梯、救火钩和其他消防器具。我怀疑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比费城能更好地消防灭火了。事实上，自打消防队成立以来，费城从未发生过烧掉一两间房子这种程度的火灾，因为大火通常在烧到房屋的一半时，便已经被我们的消防队扑灭了。

可敬的怀特菲尔德牧师

一七三九年，我们这里来了一位爱尔兰牧师，他叫怀特菲尔德。作为一名巡回传教士，他的确十分出色。起初，人们允许他在我们这里的一些教堂布道，却遭到了当地牧师的反对，他们拒绝让他在教堂布道，还把他赶到外面的空场地。这样一来，反而会有不同教派的人有机会听他布道，一时间人数众多，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亲眼见到他神奇的雄辩术对听众产生的非凡影响力，尽管他常常对着听众责骂训斥，说他们一半是野兽一半是魔鬼，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崇敬，我对此也很费解。但事实是，居民的生活方式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过去，人们对宗教总是持无所谓的态度，没人真心把它当一回事，而现在似乎整个世界都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氛围，每到夜里，大街小巷总能听到家家户户传出来的悠扬的赞美诗。

露天布道在恶劣的天气下，尤其会显示出它的不便，于是不久就有人提议，专门为他进行布道建造一所房子，并指定专人负责募款项目。很快，人们就募集到了足够的金钱去租赁地皮和建造教堂。这个教堂建成后长一百英尺，宽七十英尺。人们建造教堂的热情空前高涨，工程的进度更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建成后，房产和地皮交由托管委员会保管，并明文指出，这所教堂是给来到费城的任何教派的所有牧师使用的，这是他们临时落脚的场所，并且可以在这里向人们传道。修建它并不是为某一个教派提供方便，而是为了所有的居民。即使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的传教士，也可以在此登台布道，宣传伊斯兰教教义。

怀特菲尔德先生离开费城后，在各个殖民地沿途布道，后来辗转到了佐治亚州。那时，佐治亚州的殖民运动刚刚开始，但去往那里的人并不是勤劳坚韧和喜欢劳作的为了在此开荒拓地的农民，而是一些拖家带口的破产商人和其他破产债务人，他们懒惰成性，甚至有些人刚从监狱中被释放不久。这样的人突然来到这片森林定居，既干不了开荒种地的工作，又不堪忍受新移民点的艰苦，结果死了不少人，留下许多孤苦伶仃、无人抚养的孩子。这种惨境触动了怀特菲尔德的恻隐之心，他决定在那里修建一座孤儿院，以抚养和教育这群孤儿。在返回北方的路上，他沿途宣传这项慈善事业，募集到了大量的捐款。他的辩才能打动听众的心灵，这让他们纷纷慷慨解囊，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并不反对他的计划，但我想的是，佐治亚缺乏材料和工人，要是全部运过去耗费又太大了，不如把孤儿院修在费城，然后把孩子们接到这里来抚养，岂不更好！我将自己的建议提了出来，但他却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原来的方案，因此，我拒绝了捐款。不久，我碰巧参加了他的一个布道会，料想他在演讲结束时会搞募捐活动，于是暗下决心不掏一文钱，尽管我的口袋里装着一把铜钱、三四个银币以及五个西班牙金币。然而，在听他演讲的过程中，我就心软了，捐出了所有的铜币；当他慷慨陈词后，我甚至觉得羞愧难当，又捐出了银币；没想到他的结束词演讲得如此精彩，我又将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包括金币和所有的零钱，最后它们都被放进了募捐盘子中。我们“君托社”的一个成员也来听他布道，本来他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的问题上跟我意见一致。他也想到可能会有公开募捐这一环节，于是在离开家之前，就把两个口袋都清空了。不过在演讲即将结束时，他强烈的捐款欲望被调动了起来，甚至向旁边的邻居借钱捐款。不巧的是，这位邻居似乎是众多听众中唯一没被传教士打动的人，他是这么回答的：“霍普金森朋友，如果在平时，你想借多少钱都没问题，但现在不行，你看起来失去理智了。”

这其实是因为怀特菲尔德的敌人故意散布谣言，说他募捐是为了填满自己的腰包，但我了解他的为人（他曾让我帮他印过布道文和日记等），我从来不怀疑他的诚实，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无可挑剔。我跟他在宗教上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我的证明应该是有分量的。他确实劝我加入他的教派，但我没同意。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纯粹的世俗友谊，彼此真诚以待，并且这份友谊一直延续到他离世为止。

下面我将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次，他从英国来到波士顿，便给我来信说很快就到费城了，但不知道自己该住在哪儿，因为他的老朋友兼房东尼泽特先生已经搬到日耳曼城去了。我这样回答他：“你知道我家的地址，如果你不嫌弃，我十分欢迎你到我这里来住。”他回答说：“假如你是看在基督的分上留我住宿的话，那么一定会得到上帝的赐福。”我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