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再回费城（1/2）

我们于十月十一日登陆费城。我发现城里发生了很多变化，凯思已经不再是州长了，接替他的是戈登上校。当我见到凯思时，他正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走在大街上。见到我时，他面露惭愧之色，我们就这么擦肩而过没说一句话。里德小姐在收到我的信后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她的朋友都坚信我不会再回来了，于是劝她和另一个人结婚，那人叫罗杰斯，是个陶工。婚礼是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当我再见到她时，同样会面露惭色。同罗杰斯结婚后，里德小姐生活得并不幸福，很快就同他离婚了。她拒绝和他住在一起，也不用他的姓氏，听说那人已经另有妻室了。罗杰斯是个不错的工人，但生性卑鄙，里德小姐的亲友正是看中了他的手艺才促成了这桩婚事。他欠了债，大约于一七二七年至一七二八年逃到西印度群岛，并死在了那里。凯默尔的印刷店在经过扩建之后，又新开了一家文具店，里面的货物丰富齐全。他还添了许多新的铅字，又多请了一些帮手，虽然技术全都不怎么样，不过生意看上去挺红火。

邓汉先生在水街开了一家店铺，我们便将带回的货物陈列出来，我开始学着照料生意和记账，不久我便成了销售行家。我们同吃同住，他像父亲般对我谆谆教导。他真诚待我，我也十分敬重他，我们本来可以相处得十分愉快，然而，在一七二七年二月初，我刚过二十一岁的时候，我们两人都病了。我得了胸膜炎，几乎丧了命，在经历如此大的痛苦之后，我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后来，当身体一天天康复的时候，我反倒更丧气了，因为想到以后还要再次经受这种濒临死亡的痛苦，就感叹万分。我不记得邓汉得的是什么病了，他病了很久，最后还是过世了，他口头给我留了一份小小的遗产，作为对我的关怀。然后，他再次将我孤身一人留在了这广漠的人世，由于他的店铺由遗嘱执行人接管，所以我便失了业。

我的姐夫霍尔姆斯现在住在费城，他建议我继续干我的老本行。凯默尔也表示愿意收留我，并给我不薄的薪水，让我去管理他的印刷店，而他则继续经营他的文具店。我在伦敦从他妻子和朋友口中听说了他的不良品性，因此不愿再与他有什么瓜葛。之后，我还试图当一名商店店员，但是找不到人雇用我，最后我还是答应帮凯默尔做事。他的印刷店里有这些伙计：休·梅莱迪斯，一个威尔士籍的苏格兰人，三十岁，从小就干农活，诚实而聪明，有很强的观察力，喜欢读书，不过有酗酒的恶习；斯蒂芬·波兹，一个刚成年的农村人，干农活出身，天资聪颖，机智幽默，只是有些懒散。凯默尔每星期只给他们低廉的工资，答应等他们技艺提高后，再涨工资，以此来留住他们。梅莱迪斯做的是印刷工作，波兹做的是图书装订工作，凯默尔本身对这两样活一窍不通，但按照协议，他需要教他们做好。约翰是个粗野的爱尔兰人，什么活都没干过，凯默尔从一个船主手中买断了他四年的工作期限，想把他培养成一名印刷工。乔治·韦伯是一名牛津大学的学生，凯默尔买断了他四年的工作期限，打算把他培养成一名排字工。还有大卫·海利，他是一个乡下孩子，凯默尔收他当学徒。

很快我就发现了凯默尔给我高工资的意图，他让这些廉价的帮手从我这里学习，等他们都学会了，就得因为合同约束而继续帮他工作，而我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不得不卷铺盖回家。但我还是很乐意去工作，并将印刷店管理得井井有条，之前这里是一团混乱。我的存在多少让这些雇工们更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并干得越来越好。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被买来当佣工，这实在是罕见的奇闻。韦伯那时还不到十八岁，以下是他告诉我的一些情况：他出生于格洛切斯特，在当地的一个文法学校受教。在学校组织的戏剧表演中，他总能显出高人一等的才华，因此他在学生中很有名气。他还是一个叫作“维蒂俱乐部”的成员，写过一些诗和散文，并在当地的格洛切斯特报上发表过，因此被送到牛津大学学习。学习了一年之后，他觉得十分不满，因为他的心愿是到伦敦游览并成为一名戏剧演员。后来，他获得十五个金币的助学金，但他并没有拿它来还债，而是逃出了城。他把牛津校服扔在路边的荆棘丛中，步行到了伦敦。在伦敦，由于没有熟识的朋友而误入歧途，很快他就将身上的金币花了个精光，但还是没能找到进入戏剧圈的门路。没钱花时他就变卖衣服，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当他忍饥挨饿在街上闲逛，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时，有人把一张人贩子散发的传单塞到了他手里，上面说凡是愿意签订合同前往美洲服役的人，就能马上得到款待和奖励。他立即找到了人贩子，签了合同，于是被带上船，来了美洲，而他的亲友对此一无所知。韦伯朝气蓬勃，办事聪明伶俐，受过良好的教育，实在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但他懒散、轻率和鲁莽，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爱尔兰人约翰很快就逃跑了，我跟剩下的人相处得十分不错。他们对我尊敬有加，特别是当他们发现凯默尔其实什么也教不了他们，而只能从我身上学点儿东西时，就对我更加尊敬了。我们星期六从不工作，因为这是凯默尔订立的安息日，这样我便有两天时间来读书。我在城里认识的有学识的人越来越多，凯默尔对我也客气有加，除了维龙的那笔债务，实在没有什么让我不爽的事情。目前我仍无力偿还这笔债款，因为我不懂节约，而维龙却很讲情义，从来不提这笔钱。

我们的印刷店常缺活字，当时美洲还无法制造这种活字。我在伦敦詹姆士印刷店时见过他们如何浇铸活字，不过没留心具体操作方法。但我自己发明了一种模具，利用我们现有的铅字作为冲模，铸造了新的铅字，这样便解决了眼下铅字不足的问题。偶尔，我还刻写东西，制作油墨。我管理着一个仓库，什么事情都干，总之，我俨然是一个管家。

但我发现，不管我多么有用，我已经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其他雇工们在业务上已经有所提高。当凯默尔付给我第二季度的工资时，他告诉我他给我的工资太高了，应该适当降低一些。他对我也不再那么客气了，经常摆出老板的派头，吹毛求疵，无事生非，随时准备跟我翻脸。但我仍旧耐心地为他工作，认为他只是因为经济状况不好才变得这样。最后，我们的关系还是因为一件小事而破裂。

一次，我听到法院附近吵吵嚷嚷非常热闹，便将头伸出窗外，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凯默尔正在街上，抬头看到了我，便开始对我破口大骂，斥责我没有专心工作，这让我勃然大怒，因为所有的邻居都看到了他对我的态度。接着，他又跑上楼来继续指责我，于是我们两人对吵了起来。他让我按照约定三个月内走人，还说这个期限太长了。我对他说，根本没有必要嫌期限太长，因为我现在就离开他的印刷店，说完拿起帽子就走。在楼下，我碰到梅莱迪斯，便请他帮我照看我的东西，把它们带到我的住处。

晚上，梅莱迪斯照我说的来到了我家。我们谈起了我的事，他对我十分尊重，不希望我离开而他却留下。我产生了回家的念头，但他却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他说凯默尔的债务已经到了极限，这让债权人们十分不安。凯默尔将印刷店搞得一团糟，为了得到现金而不顾长远利益，做不赚钱的买卖；他经常赊账却又不记账，肯定是要栽跟头的，而这对我来说是个可乘之机。我表示自己手头没那么多钱，他说他的父亲对我印象很好，会出钱支持我们开业。他还说：“我跟凯默尔的合同春天就到期了，那时我们就从伦敦采购自己的印刷机和活字。我自知技术不精，但你若是愿意的话，你提供技术，我提供资金，将来利润对半分成。”

这个建议听起来不错，而且梅莱迪斯的父亲就在城里，也对此表示赞同，当他知道我对他儿子的影响竟如此之大时，就更赞同我们的合作了。我已经劝梅莱迪斯戒酒有一段时间了，当我和梅莱迪斯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时，他嘱托我帮他儿子彻底戒掉这一恶习。我给他列出一张清单，他便将这张清单委托给一个商人订货去了，在货运到之前，我们要严守秘密。这期间，我开始重新找工作，有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另找一家印刷店工作。但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便赋闲了几天。这时，凯默尔因为承揽了新泽西州的纸币印刷业务而需要一些雕刻图版和各种活字，这些只有我会做。同时，他又怕布拉福德将我雇去而抢了他的生意，于是给我写了一封十分客气的信，信中说，老朋友不应该因一时气愤而翻脸，希望我能回去。梅莱迪斯也劝我回去，这样他就能在我的指导下提高技艺了。因此，我再次回了到凯默尔那里，我们的关系也比之前融洽多了。

我们拿下了新泽西的业务，为此，我发明了一种铜版印刷机，这种机器在美洲还是第一台。我还为纸币雕刻了一些花纹和字码。我跟凯默尔一道去了柏林顿一趟，从而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使他得到一大笔订金，靠着这笔订金，凯默尔可以继续苟延残喘一阵子了。

在柏林顿，我结识了不少当地的显耀人物，其中一些人由州议会任命监督我们的印刷工作，以确保印刷的钞票符合法律规定的数量。他们必须轮流来监督我们，通常监督时总要带上一两个朋友来作陪，由于我读的书比凯默尔多，见地也比他高，使得大家都喜欢跟我谈话。他们还邀请我到家中，介绍他们的朋友给我认识，并且对我客气有加。反倒是凯默尔，虽然是个老板，但却没有人理会他。说实话，这个家伙有点儿古怪，不懂得生活，只喜欢狂躁地驳斥大家都公认的观点，穿戴方面也不修边幅，甚至有些肮脏不堪。他执着于宗教中的某些观点，而骨子里则透露着无赖的气息。

我们在新泽西工作了将近三个月，那时已经认识的朋友，包括法官艾伦、州议会秘书撒缪尔·巴斯蒂尔、州议会议员伊萨克·皮尔逊、约瑟夫·库柏，还有几个姓史密斯的人，以及测量部主任伊萨克·迪考。迪考是个机智敏锐、富有远见的老人，他说自己年纪轻轻就自立了，一开始做搬运工，成年后才开始学习写字，为测量员背测量链，而他们则教会了他测量的技术。现在，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他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家业。他还说：“我认为你有一天一定会把那个家伙挤出印刷业，你在费城绝对可以靠这个行业发家。”那时，他还不知道我要在费城或其他地方开业。这些朋友后来对我都有所帮助，偶尔我也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他们都十分尊敬我。

在我正式开业之前，我想有必要让你了解一下当时我心中对人生原则和道德的看法，这样你就会知道它们对我未来的人生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我父母很早就教育我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整个童年时代，我都受着新教的熏陶。不到十五岁时，我读了几本书，发现书上对一些教义颇有争论，这让我对教义产生了怀疑，进而开始怀疑《启示录》本身了。我又弄到几本反对自然神论的书，据说这些书就是波尔布道时演讲词的梗概。它们的确对我产生了影响，只不过是相反的影响。为了驳斥自然神论，他引用了一些自然神论的观点，我所看到的是，这些被他引用的观点反而更有道理。总之，在他的影响下，我很快就成为一名彻头彻尾的自然神论者。我的观点还影响了一些人，尤其对柯林斯和拉尔夫的影响巨大，但这两个人在让我吃了大亏之后，都毫无愧疚感地离我而去了。回想起凯思对我的所作所为（他是另一教派的自由思想者），以及我对维龙和里德小姐的所作所为，我有时会陷入困惑，甚至怀疑自然神论的教义了，尽管它是正确的，却没什么用处。我在伦敦写的小册子曾以德莱顿的诗作为扉页的题词：

存在即是合理，虽然半瞎的人，只看见链条最近的一环，他的双眼看不到公平的秤杆，即使它高悬于青天白日之中。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还从上帝的属性，他的至公、至义、至全能得出结论，即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错的，恶与善本就是一种虚妄之想，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现在看起来，这些观点并不像我认为的那么出色，我怀疑有些错误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混入我的论断，以至于影响到后来的理论，这在哲学思辨中是十分常见的。

渐渐地，我确信，人与人的交往中，只有真实、诚挚和正直才是能获得幸福最重要的东西。我写下了自己的决心，打算将这些道德原则（航海日志中可以看到）作为毕生努力的方向。与它们相比，《圣经》中的《启示录》根本不足挂齿。我认为，有些东西并不能因为《圣经》中禁止就认为它是坏的，也不能因为《圣经》让我们这样去做，就说它是好的。我们当考虑事物所处的环境和它们的自然属性，以此来确定哪些行为应当被禁止，哪些行为应当去实行，这要看它们对我们是否有利。

这些信念是借着上帝的祝福，或守护天使的帮助，或仅仅是情势使然，也可能是三者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从而帮助我度过了危险的青年期，使我在没有父亲的监督和劝告下，安然渡过了险境，没有因任性而做出不道德或不正义的行为。要知道，由于我缺乏信仰，这些错误原本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至于我提到任性，是由于我那时年轻，缺乏经验，再加上别人的欺骗，所以上面所提到的一些事情是有其必然存在性的。正因为我的人生在一开始就有了这些良好的品质，我将更加重视和珍惜它，并保持下去。

回到费城后不久，梅莱迪斯订的铅字就从伦敦运来了，于是我们同凯默尔结了账，在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协商离开了他。然后我们在靠近市场的地方找到一间出租的房子，每年只有二十镑的租金（后来听说涨到七十镑了）。为了节省租金，我们让玻璃匠托马斯·戈德福利一家跟我们同住，共同承担租金，然后还把伙食供应承包给了他。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开活字箱，将印刷机拼装好时，我的一个熟人乔治·赫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到我这里来。赫斯是在大街上遇到他的，当时这个乡下人正打听哪里有印刷店。我们把现金都用在了必须置办的东西上，所以身无分文，而这个乡下人带来的五先令成了我们第一笔收益，就像一场及时雨一样珍贵，这让我们兴奋极了，超过之后挣来的任何一笔钱。

而我对赫斯的感激之情更是无以言喻，只能以乐于帮助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作为报答了，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么热心的。

任何国家都有预报灾难的预言家，当时费城就有这么一个人，是个很有名气的长者。他外表睿智，说话时神情肃穆，他叫撒缪尔·米克尔。我与他素未谋面，然而有那么一天，他突然站在了我家门口，问我是不是新开张的印刷店青年。我回答他是，他说为我感到惋惜，因为我开业所花费的钱将来都要亏蚀掉。费城是个正走向没落的城市，许多人都已经濒临破产，可是表面现象却正好相反，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房租水涨船高，但这些据他判断都只是一个幻象，而这些幻象很快就会把我们带向毁灭。他又向我详细讲述了当时发生的灾难和将要来临的灾难。等他离开后，我陷入了抑郁中，假如我在开业前认识他的话，可能永远不会开业了。事实上，这位先生一直住在这座他预言将要衰落的城市中，并不断地向人们重复着同样的言论。许多年来，他都没买一所房子，因为一切都将毁灭。不过，最终我还是很欣喜地看到，他以比第一次预言时高出五倍的价格买了一栋房子。

创办君托社和报纸

我早该提到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前一年的秋天。当时，我招揽了很多有才能的朋友，组成了一个相互切磋讨论的社团，我们叫它“君托社”，定于每周五晚上开会。我起草了一个章程，规定每一位社员必须提出一两篇研讨论文，可以是关于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方面的任何问题。我们在会上进行讨论，然后每隔三个月提交一篇论文，由大家宣讲，题目不限。辩论会由会长主持，目的是探求真理，而不是好胜争辩。由了防止在辩论中出现情绪过激现象，无论赞成的一方还是反对的一方，都应该限制争辩时间，违者罚款。

首批会员包括：

约瑟夫·布赖斯特纳尔，公证事务的誊写员，中年，为人善良，待人友好，说话通情达理；喜欢诗歌，见到诗非朗读不可，自己也写一些倒还可以的诗；平时擅长制作一些小玩意儿。

托马斯·戈弗莱，一个自学成才的数学家，有很深的专业造诣。后来，他发明了一种仪器，现在被人们叫作“哈德里象限仪”。不过，除了数学以外，他对其他领域知之甚少，而且不太擅长和人交往。

像大多数数学家一样，他要求人们对每个问题都做到绝对精确，对于琐碎的事情，他只会采取两种态度，要么永远否定，要么永远区分，这常常干扰了大家的讨论。不久，他就离开了俱乐部。